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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被“支边”改变的命运
2020-11-13 10:23

1970年11月6日,知青专列正待出发,嘉兴火车站货运站台上人山人海


2020年11月6日上午10时许,嘉兴市隆聚宴会中心,一场热闹的盛大聚会正在进行。


参加聚会的,岁数相仿,年龄稍小者也已接近古稀之年。他们曾有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1970年11月6日,嘉兴第四批支边的835名知青,在嘉兴火车站登上列车,前往遥远的大兴安岭。一周之后,嘉善、平湖、海宁、桐乡的近千名知青也踏上了奔赴大兴安岭的旅途。


在那里,他们度过了约10年光阴。


这是他们命运的转折。


从1968年开始,直到1970年代末,全国约有1764万名知青,离开城镇,上山下乡,插队支边。这一代人改变命运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祖国各地的建设事业。


嘉兴知青,是其中一支。


除了嘉兴本地乡村,内蒙古呼伦贝尔、巴彦淖尔、密山、大兴安岭,都留下了嘉兴知青青春的身影。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竭尽所能,回馈着自己的第二故乡。


今年,是嘉兴知青赴大兴安岭支边50周年。


2020年11月6日,嘉兴知青再聚首 (冯玉坤 摄) 




下面,就是他们的点滴故事——


出征


1970年11月6日下午3时许,835名嘉兴(现南湖区与秀洲区)年轻人,与206名来自湖州吴兴的同龄人,在嘉兴体育场(现市中心戴梦得酒店一带)集合。他们即将出发,目的地是黑龙江大兴安岭。


启程仪式异常隆重,集会现场红旗招展,扩音喇叭轮番播放着革命歌曲。嘉兴县“革委会”领导发表了极富感染力的讲话。


20岁的张秋荣和四周年轻人一样,一身绿色老式军装,背着父母为他打好的行囊,脚边大包小包。


无论是即将踏上漫长旅途的年轻人,还是前来送行的家人,情绪都不高。


傍晚5时多,嘉兴火车站,绿皮火车缓缓启动的那一刻,车厢里顿时哭声一片,站台上拥挤的人群同样哭喊着。


张秋荣没有掉泪。他暗自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没有机会了,现在可以去一睹祖国的大好河山,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


在同车的知青当中,张秋荣算是年龄较大的一个。旅途的同伴,未来的战友,大多只有十五六岁,正读初中高中的年纪。张秋荣已参加工作五六年,他是嘉兴蔬菜大队的职工。说是职工,实际的身份就是菜农。小学毕业,张秋荣拥有了这份工作。撒籽、种菜、掏粪、送菜,是日常的工作内容。最初,他可以得到两个工分,到1970年时,已涨到九个半工分,每个工分价值八分至一角两分不等。


像父亲那样与菜地打交道,他看不到希望。


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期间,嘉兴各中学停课。学生们通过自己的学校报名,上山下乡,选择只有两种:下乡插队或支边。张秋荣以“社会青年”的身份,主动到建设街道报了名。


报名是自愿的,但实际上,不少单位都作了规定:家里孩子还迟迟没报名的,职工暂时不要上班,直到做通思想工作。


就这样,在各种复杂的心情当中,知青专列满载着一千多名年轻人,经历了五天四夜的颠簸,终于在1970年11月11日下午4时30分,到达大兴安岭樟岭火车站。


知青们被告知,这是祖国最北端的一座火车站。


下车时,迎接年轻人的是冰天雪地的刺骨严寒。


当天晚上至次日早上,一千多名知青被铁道兵部队用卡车分批送到了大兴安岭阿木尔区长缨、阿木尔、图强、老潮河四个公社。


1970年代,嘉兴知青在大兴安岭林场合影



严寒


下车后,嘉兴的年轻人发现,他们面前的公社,和老家的乡、镇、公社完全不同。


大山深处的林地里,只有十几座帐篷。他们这才知道,这些帐篷搭起来没几天,他们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知青。


作为公社的开荒者,他们的第一项任务,以营区为中心,砍伐周边原始森林,拓展空地,建设全新的定居点,为后续到来的建设者开辟生活区。


这些年轻人眼前的营区,完全处于原始状态。帐篷用木材搭建,覆以厚厚的棉胎保暖;床铺是用稍粗的树枝架起来。有些帐篷男女混居,两排通铺间仅仅隔着一道竖立的草席。


营地帐篷前的合影

四个公社,距离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不远,其严寒程度,超出了嘉兴年轻人的认知。入住营区第二天,林区老工人在附近冻河上凿出取水冰窟,让他们打取生活用水。多日没换衣服的一些女生,想在河里洗洗换下的衣服,衣服拎出水片刻,便成了一个冰疙瘩。老工人见状赶紧喝阻:“你们不想要手啦!”


营区最主要的蔬菜——大白菜,冻成了结实的大石头。做饭时,先把大白菜放进生着火的帐篷,稍稍解冻后,再用大铡刀用力地铡。


每人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御寒


没多久,张秋荣闻听到一个噩耗:平湖女知青杨晓英被冻伤了。


平湖与嘉善、海宁、桐乡的知青,晚八天到达,共计一千余人。杨晓英分配在图强公社。她睡觉的位置,在帐篷边角,漏风,年轻的她只是默默忍受。到达后没有几天,她的双脚就冻得肿胀起来。


公社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杨晓英的冻伤没能及时处理。1971年初,她被送到大兴安岭地区行政所在地加格达奇的军队医院,后转医至上海。然而,冻伤治疗为时已晚,医生最终为杨晓英做了小腿截肢手术。


2010年,嘉兴知青举行支边4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时,杨晓英上台为昔日战友演奏了一首二胡曲《赛马》。她的演奏,获得了雷鸣般掌声。工伤后的杨晓英被安排进平湖自来水厂,在营业部当收费员,也是在这里退休的。

  


开工


五天,三千多公里的旅途,让嘉兴来的知青疲惫不堪。不过,“革命热情”高涨的他们,到达营区第二天,就开始踩着原始森林里没膝的积雪,砍伐树木,拓展营区,积累建材。


黑龙江的冬季,户外温度有时达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是农民的冬歇期。不过,林场作业,冬季是最适宜的砍伐期。大兴安岭到处是落叶松、樟子松及白桦,松树含油量极高。天气暖和时,黏性极强的松油子让锯子根本没法来回抽动。只有在冬季,松油子上冻,树才容易锯开。


伐树期间吃饭、小憩


日复一日地砍伐,公社营区的土地在不断扩大。随后,上海、宁波、绍兴、温州等地的知青陆续到来,加入营区建设大军。知青们用木材建造起了一座座木屋。


这些木屋不是为他们自己准备的。1971年夏季,来自黑龙江各地的干部职工调入阿木尔区,成为这里的新居民,住进知青们建造的定居点。渐渐的,原先蛮荒之地,出现了邮局、商店、学校、书店,以及各类行政机构。


随着机构的健全,一些知青的岗位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售货员、机关职工、学校教师、电站工人……而伐木知青随着营区的不断延伸,带着他们的帐篷,不断在森林边缘迁徙。


张秋荣的命运便是在这时发生改变的。他所在的排,奉调阿木尔区工程处制材连,负责切割木料。很快,他被制材连指导员调去当文书。


此时,管理阿木尔区治安的保卫部遇到了难题。大量浙江知青到来后,时有打架斗殴事件发生。肇事者被捉后,故意操一口浙江方言回答问题,让东北的治安干部无所适从。为了便于交流,保卫部需要调入一名浙江知青。


刚刚入团且“家庭成分很好”的张秋荣,比那些尚处懵懂年纪的未成年知青更具优势。1971年10月,张秋荣调入保卫部,穿上了警服。


张秋荣(后排中)与各派出所户籍内勤合影


知青中有幸运者,也有不幸者。


1971年春天,阿木尔公社的栖真知青来荣彬,在森林里砍伐树木时,不幸被倒下的大树砸倒,人没能救过来。


和来荣彬住一个帐篷的倪新祥清楚记得,来荣彬去世的日子是1971年5月4日。


1995年10月,倪新祥和陈炳丽、江海平等六名知青“重走兴安岭”,特意到来荣彬墓前祭奠。他告诉地下长眠的战友:“你放心,我会像自己父母一样,照顾你的父母……”


倪新祥没有食言。他是来荣彬家里的常客,在来家人眼里,倪新祥早已是自己的亲人。


长眠在大兴安岭的嘉兴知青,不止一位。

  


家书


写信,是嘉兴知青和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


新塍知青程世铮的家里,还藏有他写给父母的部分家书。父亲把程世铮的信都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如今,部分尚存的书信回到了程世铮手里。


其中一封,是程世铮1970年12月3日于阿木尔公社寄出的第三封家书。父亲收到信后,特意在信上标注了收到信的日期:12月15日下午。


程世铮保存至今的信


信里,16岁的程世铮非常欣喜地告诉父母,他领到了第一笔工资,计薪日期从上车的11月6日算起,到11月30日。“实际劳动日是21天,加班两天,假日一天。所得工资是44元5角3分。上月没有预发工资,所以上月的饭票也得从这个月的工资里扣还,存29元5角3分(扣去上月15元)。不过,这15元中我还存了4元多一点,所以上个月只吃了11元不到一些的伙食费。爸爸妈妈,我这还是第一次拿到工资,心情是无比兴奋,当晚拿到工资时兴奋得不想睡觉,不知想什么好。后来我决定汇上12元给你们(2元给奶奶),自己存上18元……”


书信里,程世铮向父母汇报自己的生活工作,讲述发生在林区的趣事。谈到大兴安岭的严寒,他的文字充满年少的豪情:“我相信我能战胜这严寒的冬天,寒天中为人民服务心更暖。”


程世铮说,当时,公社为改善知青生活,让另一位知青提前探亲,联系嘉兴相关单位落实食品供给情况,这位知青与家人有过电话联系。从电话转接开始到接通,间隔了将近四个小时。但这样的通话,着实令其他知青羡慕不已。


每年的春节假期,外地知青都能够获得20多天的带薪探亲假。然而,那是让每个知青感觉恐怖的旅途。


春节是全国各地知青探亲的集中时间,火车上一座难求。五天四晚的旅程,能够拥有小小的一席之地可以坐下来,常是奢望。


回家了,开心!


更难的是,每个知青回家探望父母时,都携带着大包小包的当地特产。


1970年代,物资缺乏,嘉兴居民购买生活用品,必须凭票。而在大兴安岭,诸如食糖、米面等生活必需品都敞开销售。为帮助家人改善生活,给亲戚带些新年的礼物,每个知青都千里迢迢、不计劳累地背回了大豆、白糖,以及东北的木耳、蘑菇、黄芪等特产。


一次回家探亲,张秋荣背着沉重的行囊抵达上海后,在火车站被“工人纠察队”拦下。对方一口咬定他带几十斤重的食用物资是“投机倒把”,任凭穿着警服的张秋荣怎样解释,“工人纠察队”还是没收了他这些物品。


数十年过去了,张秋荣至今不能释怀。



回城


1973年底,为支援大庆油田建设,数百名嘉兴知青从大兴安岭转战大庆,19岁的张晓平也是其中一员。


到达大庆后,嘉兴知青被分配到基建、水电、通信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相比大兴安岭“公社”,他们在大庆的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1974年,张晓平幸运地被推荐入读“工农兵大学”,回到浙江杭州读书。毕业后,他进入大庆广播电台,当上了一名记者。1980年,他以顶替父亲工作的方式,回到了嘉兴。


张晓平离开大兴安岭之后,阿木尔区的建设渐具雏形。更多的嘉兴知青从伐木岗位调入不同单位,结束了艰苦的伐木工生活。


张晓平在大庆


1977年底至1978年,随着政策的松动,知青返城的浪潮开始涌动,大批嘉兴知青踏上了返乡路。


知青返城,极少数是跨省的同系统内调动,更多人只能采取“顶替父母工作”的方式。为了让孩子早日回到身边,许多父母提前退休,把岗位让给了回家心切的孩子。


1977年12月31日,在阿木尔林业局工作的陈炳丽,“迂回”调到了福建南平,她是最早离开大兴安岭的一批知青。后来,陈炳丽在福建停薪留职,回到嘉兴,下海经商。


1982年,已在阿木尔区财政科工作的倪新祥调入嘉兴市人民检察院。12年后,他调入嘉兴财税局工作,直至退休。


1980年前后,留在大兴安岭的嘉兴知青只剩少数。张秋荣几乎是最后离开的嘉兴人。


1978年初,他与桐乡女知青在大兴安岭结婚,次年有了孩子。1979年,妻子带孩子先行返回桐乡。1984年,为了照顾家人,家人设法帮张秋荣调入了桐乡公安局。


在此之前,张秋荣已是阿木尔区公安系统的模范人物。他热情而认真,后来做了大兴安岭嘉兴知青联谊会会长。


“返城潮,是嘉兴知青命运的一个分水岭。不少知青在大兴安岭已经有了不错的工作,为了回来,全都放弃了。”张秋荣说,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知青的婚嫁年龄,只有返城,他们才有条件谈婚论嫁。“如果在大兴安岭结婚,小夫妻生活上将面临许多困难。住房、过冬,是年轻的知青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1984年,张晓平调职浙江省广播电台嘉兴记者站。他说,调至大庆油田的嘉兴知青,有少数人没有回来。他们分散在大庆油田、辽河油田、大港油田、二连浩特油田等地。有不少人,在退休之后回到了阔别的家乡。


  

重返


在大兴安岭近10年时间,知青们的青春留在了那里。


留在那里的,还有最真挚的情怀。


离开大兴安岭的嘉兴知青,对自己的第二故乡一直念念不忘。


倪新祥一直不舍得丢弃的搪瓷杯


1987年5月,大兴安岭发生举国震惊的森林大火。远在三千公里外的嘉兴知青,时刻关注着灾情。黄幸、蒋加平、仲晓明等67名嘉兴和平湖知青,发起了“为第二故乡灾区募捐”活动。当年6月,他们共为灾区募捐近一万元。


1995年,在支边25周年之际,嘉兴知青举办了纪念活动。六名知青“重走兴安岭”,是活动的内容之一。张秋荣原本是其中一员。1995年,他调至嘉兴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任支队长。临行前,由于工作关系,领导没有准假。张秋荣掉了泪。


陈炳丽记得他们一行人抵达加格达奇的盛况。在火车站迎接的人中,陈炳丽一眼就看到了当年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事,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不愿松开。


1995年,“重走兴安岭”时的合影


到达阿木尔的当天夜里,江海平就迫切地要回到曾经的阿木尔公社看看。倪新祥不放心,乘坐另一辆车一路尾随。车至阿木尔公社,倪新祥发现,稍早抵达的江海平,坐在一条小河边,呆呆地望着河水,泪流满面……


“仅仅两年后,我再次回到大兴安岭,却发现,已经有人再也见不到了。”倪新祥说到此处,情难自抑。


又过了11年,2006年,张秋荣才得以跟随嘉兴市政府代表团回到大兴安岭。当看到满大街欢迎他们的人群,以及随处可见的“向知青致敬”横幅,张秋荣的眼泪流个不停。


20多年来,许多人不止一次地回到大兴安岭,去寻找自己青春的足迹。


倪新祥(中)参加图强林业局成立三十周年活动



与此同时,这些当年的嘉兴知青,也在竭尽所能地帮助大兴安岭发展经济、扩大宣传。他们无一不是当地旅游最卖力的义务宣传员。


位于呼玛县的鹿鼎山,曾出现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之中,那里已经打造成了一处规模不小的景区。2015年,当地旅游部门找到张秋荣,想请他通过关系联系到金庸先生,请金庸先生题写山名。张秋荣苦于没有适合的渠道,一直没能完成“任务”。这件事,压在他心里很长时间。直到2017年底,张秋荣偶然结识一位与金庸先生关系密切的人。2018年初,病榻上的金庸先生接受了请托,“鹿鼎山”从此留下了一代大侠的墨宝。


大兴安岭嘉兴知青联谊会“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每次纪念活动,大兴安岭地区政府部门都作为特邀对象派代表参加。


退休之后,张秋荣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各地知青的联谊活动中。他与北京、上海、杭州、宁波、重庆、瑞安等地的知青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1月6日,支边50周年的活动在欢笑声中结束了。张秋荣有些失落和眷恋:“这是嘉兴知青最后一次大聚会。他们中许多人,估计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们都老了。”


他们也曾年轻过



记者手记


“我的青春无悔”


嘉兴知青支边,并非只有大兴安岭一地。


早在1968年12月,便有20多名嘉兴知青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下乡插队,成为第一批离开家乡支边的知青。


1969年6月15日,嘉兴、湖州近800名知青,前往内蒙古巴彦淖尔地区,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他们的任务,是在乌兰布和大沙漠与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开垦荒地,植树造林,放牧养羊,卫戍边疆。


1970年5月20日,200多名嘉兴、海宁的知青,在黑龙江东北的密山县太平公社插队落户,开始了在黑土地上的耕种生活。


从上世纪60年代末,直到70年代末期,有更多的嘉兴知青,离开从小生活的城镇,到嘉兴乡村落户插队,接受农村生活的历练。


一个人命运的改变,有时是主动地选择,有时是被动地接受。像张秋荣说的那样:“当年尽管坎坷艰难,但那是我们的精神财富。我觉得我的青春无悔。”


随着知青的老去,他们的故事已渐渐被人淡忘。然而,他们面对艰难困苦时的勇气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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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3日嘉报《江南周末》头版报道



来源: 作者:刘艳阳 摄影记者:冯玉坤 老照片提供:大兴安岭嘉兴知青联谊会 编辑:刘艳阳 责编:沈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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